如果整体被认为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实，那么，关于全体人类有一个普遍状况的思想，或者，关于人类的特定的群众具有普遍利益的思想就是正确的。在不同的思想规范中，这个普遍利益表现出完全相异的形式。它可以是这样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即在永久和平的条件下有一个为群众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完善体系。它可以是关于国家自身存在的形而上学——其他一切事物都必须为国家服务。
它可以是这样一种意识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人们普遍同意关于有一种将会改变世界的运动的思想，而这个运动就是目前正在实际影响世界的各种力量的作用过程，因此，人们并不试图预言未来。它也可以是这样的意识框架，即由国家和社会机器方面实行自我限制，以利于不可侵犯的人权，以及为个人在其多方面发展中的可能的个体自我留出空间。它还可以是一个作为民族的人民的历史生活。
这些形式在精神的层面上彼此冲突，并且是以前隐匿着的种种动机被激活起来的原因。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形式，就其宣称自己作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有效而言，都是错误的。其实，我们始终发现，政治的活动是作为在一个不可理解的整体中的具体历史状况的产物而发生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国家都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存在着，而不是同时存在于每一个地方。一切所发生的事物，都只有它自己的特定的可能性，而不是一般人类的可能性。政治的活动是由整体所意愿和决定的`现实。它处于一种终极依赖的条件中，而这个条件，不管是作为现实的总和，还是作为超越者，对它来说，始终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政治行动的意志从模糊朦胧到实际生效的转变之所以特别困难，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国家内部以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战斗的阵线在今天特别模糊。
人们无法迫使命运符合于某种理想。命运最迟是在具体的历史状况中呈现的。历史地给予的东西是一种实体。但是，有两种危险随即产生，第一种是，当试图恰当地组织整个生活时，我们却破坏了生活的根基。第二张危险是，我们把自己牢固地置入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关系中，我们认识到这些关系的存在，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忍受它们。从一种具体的状况出发从事政治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在普遍的历史理解中理解当下时刻。一个国家会同另一个与之最无共同之处的国家结成联盟去反对那些在思想和历史上与它最接近的国家。
但是另一方面，即便在今天，也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政治学以整体的历史意识为基础，他们的眼光超越任何个别国家的利益而投向整个人类实存的未来利益，这些利益在西方与亚洲的不同性质的对比中，被朦胧地预示出来。这些人没有忘记有一条深刻的人性和精神的纽带将性质联系在一起。他们对于不断发生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殊有反感。